2022年,这里出土了一具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项目负责人陆成秋介绍,相比被挤压变形的“郧县人”1号、2号头骨,3号头骨颧弓保存良好,没有明显变形,直立人形态特点十分明确,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可供考古学者读出更真实丰富的古人类信息。

在欧亚大陆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中,“郧县人”处于100万年左右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上。“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之一,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因为在欧亚大陆过去发现完整的人头骨非常罕见。此外,这具头骨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掘的,发现了准确的地层及共存的关系,包括石器和同层的动物遗存。这对我们了解东亚地区100万年前的人类演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部,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是一处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遗址。

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介绍,遗址发现了一处距今1.31万至1.33万年古人类临时性活动营地。营地保存完整,总面积约400平方米,至少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1000余件遗物,以动物骨骼最多,其中陶片数量超过250件。该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出土的陶器胎体很薄,质地均匀,器型规整,磨光技术也很成熟,体现较高超的制陶技艺,刷新了人们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也为理解东亚地区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遗址还出土100余件陶塑,可能是目前国内出土最早的陶塑,有类似心脏、耳朵形状的,还有具有动感的人物形态的,这些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表现出古人精神层面的需求。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徐姚遗址是我们长期以来追寻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不仅有出土物,而且有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填补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发现的空白。发现的陶器和中国最早的陶塑,对我们了解这个阶段华北地区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农业、陶器的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年代距今4200年至3700年,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史前石城,更是当时一座重要的关城,城内残存面积75万平方米。

项目负责人张光辉介绍,小玉梁地点是碧村遗址的核心区,距今三四千年前,以其为基点,聚落范围呈现由西向东逐步扩展的趋势,并经历了初兴、鼎盛、衰败三个发展阶段。

碧村遗址最具特色的发现是其门址系统,城门由三个石包土芯大墩台呈“品”字形围合而成,墩台附近设置多个门塾和障墙,形成内外双重瓮城。人们通关进城时,需经半圆形墩台外侧夹道进入第一道瓮城,迂回前行,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入城。这样的设计不但具有良好防御效果,也利于人群进出分流。这是目前发现史前时期保存较为完整、形制最为规整的一套门址系统,开创了后世黄河流域双瓮城的先河,也为复原这一时期城门结构提供了参考。

碧村遗址位于苏秉琦所提出的“Y”形文化带的重要节点上,地处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碧村遗址背靠黄河、面向东方,层层设卡、谨慎布防,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

碧村与石峁文化面貌及年代是相似的。石峁遗址是大型遗址,碧村是次一级的山城,如果我们只知道大型遗址的情况,而不知道中型和小型遗址的情况,就不能完整了解当时的社会。因此碧村的发现为我们讨论石峁文明提供非常有力的补充。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21世纪初,遗址里发现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确定了大致的布局框架,并发现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有墙垣围护。最新的考古发现,宫城以西区域的南侧围墙和东南角也有围墙,确证宫城和作坊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外侧也有围墙。

项目负责人赵海涛介绍,在中心区新发现更多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并在“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发现有贵族居住的夯土建筑和墓葬。这些发现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邑的格局让我们联想起后代汉唐时期的“里坊”制度,可以说夏代都城的格局为后来开了先河,包括它的青铜器、玉礼器制作技术等。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到了夏代,进入王国的阶段、中原王朝引领的阶段。

商王陵位于安阳殷墟的西北岗,项目负责人牛世山介绍,在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人员新探明王陵区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围沟,二者相距40米,围绕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的外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

考古学者通过综合判断,认为两个围沟的时代为商代晚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是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隍壕即“兆沟”,是护墓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通常只有王陵才有。以往的考古中发现,陕西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都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区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围沟的发现,还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布局上下了功夫,包括发现多条主干道。这次发现把王陵区和祭祀区用围沟围起来,又是一项重要成果。高等级墓葬用围沟围绕,这是中国古代一直沿袭到明清的一个重要制度——“兆域”。我们对殷墟的布局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面积300万平方米,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是文献所载的古豳之地。我们所熟悉的《诗经》中的《豳风·七月》,正是描写古豳之人劳作的诗歌。

项目负责人豆海锋介绍,在西头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城址,初步判断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这一诸侯级别城邑的发现,为探索“豳”地所在及文献所载“公刘居豳”等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为研究周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基点。

西头遗址是西周王畿边地最大的西周聚落,在这个聚落中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冶铜遗存、道路及储粮遗存等遗迹,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周”字陶文。以往只在周原、丰镐等西周都邑有所发现,发掘表明西头遗址与都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里还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在其中一座“甲”字形大墓中的墓道发现大量殉人迹象,这是西周殉人最多的墓葬,为商末周初人群迁徙及周王室对泾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等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陕西旬邑一带是周人的老家,周文王早年在此活动。原来我们认为周在中原建都城后,这里就是一般的居住区了。但这次发现了80万平方米的城址和高等级的墓葬,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是周的诸侯国。此外高等级的墓葬里有腰坑、殉人等殷人的葬俗,因此可能是分封之后,周人把一部分殷人从安阳迁到了这里。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

项目负责人周必素介绍,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其中坟坝顶墓地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宋代已经开始形成公共墓地的格局,前后持续使用近1400年。一方面,从较为稳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以及持续不变的审美情趣,如对珠饰、铜银装饰品一直以来的崇尚等来看,呈现出1400年以来独特地域文化的接续传承;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墓葬也存在文化差异,如随葬器物的生活用品组合呈简化趋势,而装饰品却逐渐丰富等。

墓葬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其中,一些文物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如南朝陈太货六铢钱币、来自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等,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中国西南地区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宋元明时期,都是各个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区域。从这个墓群出土的各类随葬品、丧葬方式、墓地的布局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长达1400多年的多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

项目负责人解峰介绍,古城村1号寺始建于公元5世纪,出土佛教造像残片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出土的“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则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古城村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发现了舍利地宫。它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建筑组合、建筑结构及探讨我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城村寺庙址,反映了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从出土的造像风格、题材可以看出,它是跟中原地区魏晋以来的佛教造像艺术一脉相承的。尤其在寺院布局上,包括发掘出土的地宫遗址,都跟中原体系接受外来文明以后不断中国化过程始终同步。这个发现对于我们了解东北地区边疆当时的客观情况是非常好的资料。

州桥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交叉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至明末崇祯十五年被黄河洪水灌城后的泥沙淤埋。

项目汇报人周润山介绍,宋代州桥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在现存明代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保存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石壁两侧对称,雕镌有海马、仙鹤、祥云等祥瑞图案,纹饰通高约3.3米,构成总长约30米的巨幅长卷,这和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相符。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它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是宋代《营造法式》中“石作制度”最好的物证。

遗址位于北宋东京城的御街和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交叉点上,从城市发展的格局上讲,它不仅是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节点,连通了北宋的汴京及大运河,对中国城市建筑史、布局史,大运河及其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年代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主体为宋元时期遗存。

项目负责人梁岩华介绍,考古发现了沉船、码头、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和古城水、陆城门等遗迹及数以10吨计的各类瓷器残件,构成温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遗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残片,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元代的龙泉窑器占到90%以上,多数没有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温州古港遗址中发现的码头、沉船、外销瓷器残片,立体再现了温州千年商港的盛况,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码头、沉船、海量瓷片堆积,成为古港的核心元素,加上各类房址、栈道、浴所等,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繁华景象。

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海丝港口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这个港口遗址把城市、港口包括航道标识三位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补足了这一类港口遗址缺乏的关键性证据。温州古港遗址具有水陆相连、江海一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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